可以想象，自己的亲爹去世了，按照法律规定，必须在闻讣后立即回家奔丧、丁忧守制，而作为国家领导人的张居正，则决定不仅不丁忧，甚至不奔丧，绝不离开首都一步。这样的事，无论是眼前还是长远来看，风险大、责任大，搞不好会身败名裂。所以，他一改强势人物的做派、国家老大的角色，立马降低身份，把角色调适到老二甚至老三的位置上，以便天塌下来由高个顶着——把责任推到被他和太监冯保蒙在鼓里、玩于股掌上的名义上的老大——皇帝身上。当然，在张居正这里，冯保也是高个子，因为皇帝从来没有自己做过主，大家如果怀疑皇帝的意见并非出于本意的话，那么就可以让太监冯保顶着，反正不是他张居正要这样做的。

于是，一出双簧戏在大明帝国的政治舞台隆重上演了。

在感到危机公关达到预期、万无一失的情况下，张居正正式上报了一份请示，请求马上回家为亡父丁忧守制。

这是张居正在其父去世已经半个月、接到讣闻5天后，第一次明确表态要丁忧守制。这个请示，他费了一番心血，字斟句酌，写得很是辛苦。

为什么呢？目的和手段是矛盾的。他的目的是绝对不丁忧，连回家奔丧也不可以；但是他不能这样说，表面上必须说，“我要求马上回家奔丧并丁忧，请求皇帝批准”。他要的效果是：本人是坚决遵守“宪法”的，坚决要求丁忧的；可是，皇帝不允许，坚决不允许，他不能抗旨；广大干部反对他丁忧，对他丁忧的决定意见很大，他不能不听取广大干部的意见吧？那就只好牺牲个人利益，执行领导的决策，顺应群众的要求。

所以，在张居正这里，必须摆出一副坚决要求丁忧的姿态，但是，他又怕别人误解了他的意思，看他丁忧的态度那么坚决，就会像在别的事情上一样，一旦他决定的事，谁也不敢反对，只能乖乖顺从。而且，他的主意已定，绝对不放弃权力！他早晚要说出不回家奔丧这样的话的，预先不能不稍微铺垫一下。这样一来，他在写这个报告的时候，就很费周章了。

第一，态度要坚决，表示自己必须丁忧。第二，要表达一个信号，说国家和群众（也就是广大干部）要求他继续工作，他也可以考虑不拘泥于常理。

于是，张居正在表达要求丁忧意思以后，话锋一转，连续用了四个“非常”，最后一个“非常”乃是“非常理之所能拘也”。言外之意是说，他是可以不顾常理的。

所以，《明神宗实录》的编纂者在摘录了这份“请示”后，禁不住感慨：“观此，而夺情之本谋尽露矣！”

所谓当局者迷，张居正只是想把问题处理得圆满些，结果欲盖弥彰了。

应该说，四个“非常”这样的语言，出现在他首次表态要求丁忧的请示中，是张居正危机公关过程中的一大失策。他太在意手中的权力了，对失去权力的恐惧，让他变得确实有些神情恍惚了，至少是不那么清醒了。话又说回来，自己坚决不想干的事，要说成我坚决要干，并且通过说坚决要干达到坚决不干的目的，也太难为人了，言不由衷、用心良苦啊！

这个请示报上去了，批示内容也应该是张居正事先拟好偷偷转交给冯保的，意思是：皇帝顷刻也离不开先生，哪里能够等待先生守制3年呢？虽然现在是和平年代，没有战乱，但是先生一身系社稷安危，岂是战乱所能比？先生不要固执己见，非要丁忧不可！这段批示连连同张居正的请示件，通过邸报，向全国公布了。

张居正没有立即表态，他在观察干部队伍的动态，等待着更多的高级干部出面“反对”他，呼吁他尊重、服从领导，造成强大舆论攻势，坚决打消掉他“坚决”丁忧的决定。

关键时刻，到底是知己可靠啊！张居正的同乡兼幕僚、担任留都都察院副院长的李幼滋在吊唁函里忠告张居正说，不能丁忧，否则不测事件就会发生，大祸必然临头！他的论据似乎是说，现在的问题不是要不要丁忧的问题，而是能不能同意被夺权的问题！因此，万万不可丁忧守制。

但是，情况不理想，甚至可以说有些不利因素冒了出来。都察院“议长”陈瓒倒不错，卧病在床还要求签名反对张居正丁忧，可是礼部的马部长却叹息说，此老活不了了，因为心已经死了。心腹爱将戚继光、同学兼“畏友”陆光祖等地方军、政官员，八百里加急的吊唁函也到了。他们在慰问之余，还忘不了提醒张居正，赶快回家奔丧。

这些消息让张居正很烦恼，还有两个消息，就不仅仅是烦恼那么简单了。

一个消息是，吏部部长张瀚，这个他亲手提拔、全力维护，一向对他俯首帖耳的“人事秘书”，对大内发去密令、张居正自己亲自给他写过条子却置若罔闻，不仅不带头挽留，反而装傻充愣。

吏部部长被称为“百僚长”，在高级领导干部中，地位高、影响大，他不表态，就会影响一大批干部的态度。所以，张居正危机公关才把他作为一个重点，他应该是高级领导干部中第一个知道夺情消息的，也是除了心腹幕僚外，第一个了解了张居正真实想法的人。

张部长很惊诧，他想不到张居正会有不丁忧的想法，更想不到张居正会自己策划夺自己的情！他的内心，对张居正已经失去了尊重，很可能产生了鄙夷的念头。但是他不能公开说出来，既然你张居正并没有直接说不丁忧，那我也揣着明白装糊涂，找到他的副手何副部长商量，说政府丁忧的事，应该礼部办，为什么给吏部来函来示呢？何副部长说，丁忧守制，天经地义。张瀚挺高兴，说到他心坎儿上了，于是，他一味装傻充愣，说首相奔丧，有关礼仪，该是礼部去办，吏部不好多嘴。

这让张居正十分尴尬，也十分震怒！他立即把曾省吾等幕僚召来，吩咐他们马上布置，组织几名“议员”弹劾张瀚。

另外一个消息来自最高政治中枢——内阁。

按照惯例，内阁首相去位3天，“二把手”的办公桌就可以挪到左边，并且僚属穿红衣道贺。

张居正是首相，可是，他父亲去世了，照例要丁忧。现在，是不是丁忧，还在讨论中，张居正自己是坚决表示要丁忧的，那他就不能到办公室上班了；即使按照皇帝（即冯保和张居正）夺情的命令，也是要张居正在北京自己家里给亡父守孝，等过了“七七”再正式上班。无论如何，张居正已经递交了辞呈，而且至少要在家里待个把月的，这期间“二把手”吕调阳是代理，那僚属们就得按规矩穿上红衣去祝贺他吧？

“二把手”吕调阳很知趣儿，他没有挪到左边办公，可是，僚属们来道贺，他倒也拱手还礼，算是接受了。

张居正大怒！对心腹们说，这还了得，反了他们了！他们眼里还有我吗？我尚在，他们就这样肆无忌惮啦！倘若我出了都门，那他们还会让我回来吗？

可见，张居正对权力、对干部的动向，敏感到何种程度！不难推测，张居正不回乡丁忧、不放弃权力的决心，一定是更加坚定不移了。

于是，他果断采取了两个因应动作。

第一个动作，在首次公开要求丁忧的5天以后，张居正又一次打报告，说我要回家奔丧、丁忧。

为什么这样呢？首先，这是惯例，所谓三番五次，才能体现出决心。其次，也是最重要的，越是发现有不利情况，越是要重申前请，这样才能把责任推到皇帝和冯保的身上。再次，要通过这个请示回答大家的疑惑：你张居正不是说要回家奔丧、丁忧的吗，为什么到现在还没有动身呢？当然，这份请示，仍然要留有余地，委婉表达出即使是他不丁忧其实也是有道理的。所以，在表示回家丁忧的请求后，张居正写道：“我是先帝临终托孤的顾命大臣，现在半道上放手不管了，即使是受朋友之托也不应该啊，何况是先帝之托要我好好辅佐君父呢？”这段话，既解释了之所以没有马上动身的原因，弦外之音又表达出丁忧就等于辜负先帝，做不忠不义的事这层意思。

第二个动作，以霹雳手段，勒令吏部部长张瀚马上滚蛋！

曾省吾他们的执行力很高，一两天工夫，就组织了好几名“议员”弹劾吏部部长张瀚，“提案”一上来，冯保就根据张居正事先已经拟好的意见，代皇帝批示，勒令张瀚立即走人，吏部何副部长及有关人员，停发工资3个月。

私下里的小动作就更多了，比如，张居正把吏科给事中陈三谟召到家里，好一顿责骂。

吏科给事中是什么职务呢？当时，除了都察院外，又设监察机构——六科，每科设给事中为该科领导。六科以吏科为首，吏科给事中又是吏科的领导，所以他被认为是言官首领，可以说是“首席议员”。

张居正得到报告，都察院上了公文，要求夺情，而六科却保持缄默。这顿板子，当然要打到吏科给事中陈三谟的屁股上。陈三谟是张居正提携的，关键时刻掉链子，他很生气。陈三谟跪在他的监督对象面前，解释说大家的意见不一致，他没有办法以公文形式挽留领导。经过张居正责骂，陈三谟不敢怠慢，连忙以个人名义打报告，要求挽留首相，实行夺情。

信号已经明确无误地发出了：谁不表态反对张居正丁忧，皇帝不会饶了他！

与此同时，不允许张居正丁忧的谕旨，也按照事先拟好的稿子照抄一遍发表了。意思是说，平日里你张先生说什么，他们没有一次不听的；但是夺情这件事，希望张先生听他们的一次，不要再坚持丁忧了！

火候差不多了，张居正决定不再拖下去了。在快速处置了吏部部长张瀚以后，张居正又和太监冯保沟通谋划了细节，便第三次上报了请求丁忧的请示。这是表面文章，重点是事先拟好的皇帝的批示，做出了具体的安排：我是为天下留先生的！先生不能一日离左右！至于丧事，特命司礼监（冯保）派干员与张先生的长子张懋修乘驿道前往荆州，办理后事，完后将张先生母亲接到北京。

但是，父亲去世，不回家奔丧，不依法依规丁忧，总要有个说法吧？这个是重点要解决的难题。张居正事先也考虑好了，他发明了一个办法：在官守制。就是继续在岗位上上班，但是三年内不拿工资，穿青色衣服，自己签署的公文上，张居正三个字前加“守制”二字，等等。

在第三次丁忧的请求被驳回后，张居正终于不再“坚持”，他又上了一道请示，首先表示作为下级不得不服从领导，只好不丁忧了，但是我有条件，那就是“在官守制”。

张居正向公众传达的信号是，我是想丁忧的，一再请求，组织上不批准；作为下级，只能服从组织决定了。说到底，就是这件事他没有责任。

目的达到了，双簧戏表演暂时告一段落。

人人都认为不可能迈过的坎儿，经过半个多月的危机公关，张居正就这样迈过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