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最高实权人物张居正执政后，政局平稳，权力稳固。与他地位最接近的人，在他看来相当于自己的秘书、奴隶，没有谁对他的权力、权威形成威胁。可是，丁忧制度却让他第一次遇到了权力危机。

既然如此，张居正接到讣闻后，立即开始了危机公关。

第一步，找依据，或者说先例。看看在他这个位置上的人以往遇到类似情况，都是如何处理的。

查来查去，父母死了而不回家奔丧的前任阁臣，一个也没有。

夺情的倒是有几个先例。大明自建国以来，到张居正时代，历时近200年，内阁首相夺情的，共有3人。其中，最晚的是万历皇帝祖父的祖父成化皇帝时期，首相李贤是位有名的干才，正史说除了建国初期的“三杨”以外，还没有哪一位首相像李贤那样受到皇帝的倾心委托、真心依赖，称赞他说“伟哉，宰相之才”，就在他干得正火的时候，父亲去世，他回家奔丧，皇帝夺情，他4次打报告请求允许他守孝期满，皇帝不批准，并派人到他老家将其接回，李贤仅仅守孝3个月，因此遭到一些人的攻击。此后，明令禁止夺情：“内外大小官员丁忧者，不许保奏夺情起复。”这也可以说是祖制了。

天顺时期，有一位阁臣叫彭时，继母去世，他回家奔丧、丁忧。5个月后，皇帝传令夺情，命他回京复职。他打报告说，继母和母亲一样，必须丁忧守孝；夺情虽然自古有之，但当时是和平时期，无夺情必要，即使他遵令回京，良心上也不安，母丧而不守孝，行止有亏，一行既亏，百美莫赎！皇帝没有办法，只好允许他守孝期满，但是内心很不高兴，所以他守孝期满回京，不让他恢复原职，而是让他回任升任阁臣之前的职务。这是皇帝夺情，被夺情者拒不服从的例子。

显然，查到的依据对张居正不利，但是这并没有打消他不丁忧的念头。于是，他迈出了危机公关的第二步，召集幕僚进行内部研究，制订方案。

“相公留，天下苍生幸甚；相公去，天下万世幸甚。”一位姓宋的幕僚说。

毕竟是在高级领导人面前说话，即使是幕僚，也不像地方领导的“师爷”那样说大白话，而是很有表达水平，正面反面都用了“幸甚”，言简而意深，耐人寻味。如果硬要解释一下，那似乎可以这样理解：领导亲爹死了，仍然没事似的照常上班，这是老百姓的福气，因为他干得不错，还可以继续不错地干下去，但是这样做，破坏体制法制，开了恶劣先例，忤逆人情，贻害后世；领导依法依规丁忧守制，符合体制、顺乎人情，不会引发震**，功成身退，对个人、对后世都有利。因此，他主张张居正应该丁忧守制。

高参曾省吾、王篆什么态度，史料上查不到，他们赞成张居正不丁忧、不回家奔丧的可能性比较大。

张居正没有动摇，他做出了不丁忧、不回家奔丧的决断。

或许有人会问：张居正为什么做出这样的决策？

有人从积极的角度或者说正面去理解，说张居正是不想看到自己推行的新政夭折，或者干脆说，他为了“改革大业”。

恕我直言，这种说法不是出于为贤者讳的考虑故意编造，就是想当然，信口开河。

用今天的眼光看，丁忧与否不是什么大问题。张居正丁忧对国家有利，还是不丁忧对国家有利，都可以再讨论。一码归一码，不能因此就胡乱联系，戴高帽子。退一步说，姑且承认张居正是为了“改革大业”的考虑，那他先回家奔丧再回来，有什么不可呢？后来他回家葬父，前后几个月，也没有影响他的“改革大业”啊？

《明通鉴》一语道破天机：“自以握权久，恐一旦去，他人且谋己。”

张居正是相信权力的无限魔力的，除了权力，还有什么可怕的力量呢？反过来说，只要权力在手，还有什么可怕的呢？而且，张居正是心胸狭窄、报复心极强的人，他心里很清楚，他为了个人的私欲也好，为了推行新政也罢，得罪的人很多，不该杀的杀了，不该关的关了，不该贬的贬了。权力在手，这些都无所谓，一旦失去权力，掌握权力的人会不会像他对待别人那样对待他自己呢？

顺便说说，越是专制权力持有者越是赖在台上不下来，普通人非常不理解；其实很好理解，他内心充满了对失去权力后的恐惧。

丁忧就意味着至少要暂时放弃权力，张居正的脑海里一定出现过若干个可怕的场面。

从当时的策划看，张居正和他的幕僚在研究要不要丁忧守制的时候，所有的出发点和立论都是权力两个字。特别是，对失去权力后可能发生的不测后果的推断，是张居正和他的幕僚提出应该或者不应该丁忧的基本立足点。

权力崇拜者不愿意失去权力，以己度人，便更担心失去权力后可能遭到报复。这是张居正接到父亲的讣闻后之所以烦恼的真正原因，也是他不愿意遵守“宪法”、顺应舆情丁忧的根本原因。

事实上，张居正病入膏肓以后，体力精力难以支撑了，可是直到死也没有放弃权力，根本的原因也在这里。

可是，眼下难题摆在面前了，怎么办呢？

只有一个办法：夺情。严格说，张居正所谓的夺情，只是沿用了这个名词，实际上他的夺情是不回家奔丧的意思。

但是，夺情不是说说这么简单的。第一，公然违反法律，因为曾有禁止夺情的明确规定。第二，夺情需要特殊理由，现在天下太平，官场上表扬与自我表扬时说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在张居正英明领导下，天下太平，海内宴安。在这种大好形势下，夺情两个字怎么说出口呢？第三，已经有过的夺情先例，都是阁臣回家奔丧后，皇帝出于特殊考虑决定的，被夺情的人不知情、不乐意，即使这样，每次都会引起一场抗议的风波。

上述情况可以不管不顾，但是有一点张居正没有办法回避：夺情是皇帝的专利，只有皇帝才有这个资格、权力做出决定。诚然，张居正现在是代行皇权，可是这件事不能代行，因为他是当事人。倘若他主动说出要自己夺自己的情，历史上绝无仅有，岂不成为天下奇闻、丑闻？

所以，张居正的方案是：他本人坚决要丁忧，而皇帝坚决要夺情；圣命难违，忠孝不能两全，为了君父，只能对不住死爹。

这就是张居正化解权力危机的腹案。

那么，现在一切问题的关键都在于：皇帝会夺情吗？

皇帝不能说小，该结婚的人了，可是在张居正的心目中，若同时代人所说，视皇帝“等婴孩”，就是当皇帝是一个吃奶的毛孩子，可以不考虑他的态度。他自己不能主动提议要夺情，皇帝又是吃奶的小毛孩子，那夺情的事谁来办？只能是大太监冯保了。此事，只要冯保能说出口、坚持住，就能成功。

于是，张居正迈出了危机公关的实质性一步：密会太监冯保。

在没有把握之前，父亲去世的消息，还被严密封锁着，除了家人，首都还没有任何人知道。

张居正见到冯保，屏退左右，“扑通”一声，给这个太监跪下了。

这是我的猜测，没有看到任何记载。

那为什么我会说张居正会给冯保下跪呢？

因为张居正来找冯保，是报丧的，他是“孝子”了，见到人要下跪的，也表现出他对失去父亲的悲痛劲儿。况且，他是求冯保帮他度过这个大坎儿的，何不顺水推舟，就坡下驴，巴结一下“黑老大”呢？

这些还仅仅是推测，还有实例可以印证，一会儿诸位就可以看到张居正强迫冯保的吊丧代表接受他的跪拜的场景。张居正能够给冯保的马仔下跪，而且是强拉硬扯非要跪拜不可，那么我说他给冯保下跪，还要怀疑吗？

冯保看到这个场景，一定吓了一跳，直到张居正哭着说“家父……”才明白过来。当然，接下来，免不得一番劝慰，连忙把小老弟扶起让座。

他们的对话，没有看到具体记载，只是笼统说一起策划了不丁忧的行动方案。情理上说，会有这样的内容：

“按制，居正要丁忧……”张居正说。

“这个……”冯保猛一听，还没有什么主意。这是祖制，也是人情，冯保不可能不知道。

“公公，您老人家看，居正该怎样？”张居正用请示的语气追问，这个追问，其实就传达出他不想丁忧的意思了。否则，根本不需要问该怎样的。而且，很明显，张居正也不能直截了当说，不想丁忧。毕竟这样的话说出口，在一般人的心目中，差不多就等于说自己不是人了！

“相公老先生的意思呢？”冯保一定会反问，兹事体大，他不能说话太武断吧。况且，冯保也有人之常情，父亲死了赶紧回家奔丧是常理啊，他一时反应不过来，也是正常的。

“公公，居正唯公公之命是从。”张居正的态度很谦恭。因丧父而“悲伤”中的人嘛，谦恭甚至凄凄哀哀是正常的。他这句话的意思，是想让冯保说，不能丁忧。

“居正查得，遇到这样的事体，有三条路可走，”张居正主动说，“丁忧或者，夺情！”

估计张居正说“丁忧”是一带而过，而特意把“夺情”说得很郑重。

“哦……这不是只有两个法子吗？”冯保边思考边问，“相公不说三条路吗？”

“是的，三条路。夺情，又可分为两种：一种是居正根本不离开，就宣布夺情；一种是居正回家奔丧，宣布夺情，不守制即赶回来。”

“有故事吗？”冯保问。

“居正查得，宣宗朝有两位、宪宗朝有一位，”张居正明白冯保的意思，是说夺情有没有先例，于是，就把刚刚查到的具体情形简单说了一遍，可能还实话实说，告诉冯保，“自宪宗朝李贤后阁臣无夺情。”

冯保琢磨了一会儿，还是拿不定主意，试探说：“要不，相公老先生先回家奔丧，然后夺情？”

我这样推测，是因为冯保这个人还有点儿正常的人性，估计他对孝道也是挺赞成的，后来他给自己造墓建祠，也是出于想死后有点儿香火的考虑，说明他挺在乎这个的。让他说出亲爹死了不回家奔丧的话，有点儿违心。况且，我之所以推测冯保这样说，还有很重要的原因：张居正举出的三个例子，都是这样做的，先回家奔丧再夺情回朝上班。

张居正沉吟良久，鼓足勇气说：“倘若居正回家奔丧，恐未必能够回来。”他欲言又止，神秘莫测的目光，让冯保感到不寒而栗。

“居正以为，”这会儿张居正可能已经很镇定了，语气一定也很严肃，“回不回家奔丧都一样是夺情，反正就是夺情。无非有人叽叽喳喳而已。既然回家奔丧再回来是夺情，也会叽叽喳喳；不回家奔丧也是夺情，无非还是叽叽喳喳，那是不是……”

冯保沉吟不语。亲爹死了，不回家奔丧？闻所未闻啊！冯保怎么可能痛痛快快接受张居正的观点呢？他态度一定不那么坚决，但是，他也没有明确说不行，有点儿含糊。

“那些人，对公公和张某，恨之入骨啊！”张居正说，“巴不得我们有一个人离开，他们好下手啊！”

“那就，夺情？！”冯保态度暧昧地说。这样大的事，太监冯保短时间内下定决心，也不那么容易。

“但是，我不便出面要求夺情，只能要求丁忧。”张居正说。

“哦，也是。”冯保含含糊糊地说。

张居正应该是谈了他的想法，希望冯保配合，太监冯保只好点头同意了。

有了大概眉目了，张居正才把其父去世的消息向内阁同僚做了通报。

这也是危机公关的关键性一步：他暗示内阁同僚，向皇帝建议夺情，以此正式启动夺情的程序。因为夺情是法律明令禁止的，可以回避这个，只说夺情是有先例的，可以按照以前的先例夺情。

张居正父亲去世的消息一公布，立即就成了重大新闻。因为这预示着张居正要辞职回家了。

可以推测，这个消息是广大干部期盼已久的。一个领导，或许大家承认他的能力、贡献和敬业精神，也认同他的理想信念、施政目标，但是这个领导为人刻薄，把同事、下级当奴隶看待，颐指气使，自己又心胸狭窄、刚愎自用、一味高压，谁会心情舒畅呢？现在，这位擅权专断的铁腕人物，也不得不放弃权力了，人们都长出了口气，议论纷纷，拭目以待。

其实，拭目以待的是张居正。他的处境很尴尬：既然讣闻已经公开，而且他要求丁忧的请示已经为公众所知，那他就应该麻溜儿地收拾行装，迫不及待地回家奔丧才对啊！可是，他已经打定主意不回家奔丧的，走不能走，留不便留，进退失据，尴尬透了！

当然，可以对外说等待皇帝的批准。这事还用等待吗？正常情况下，哪个皇帝会不同意丁忧呢？退一万步说，即使是皇帝不批准丁忧，也要回家奔丧吧？举例说，一家大公司运营正常，大家都说形势大好，这个时候CEO的父亲去世了，CEO打报告说准备回家奔丧，还要一直等着董事长批准吗？董事长会不批准吗？

况且，夺情是在回家奔丧处理完后事以后的事了。

这样的事，有等待着夺情的吗？至少言行上是抗拒夺情才对啊！所以不赶紧回家奔丧，情理上说不过去啊！

岂止情理上，法律上也很明确，太祖皇帝他老人家就有令：“百官闻丧，不待报即去官。”即只要接到讣闻，不必等着上报，就自动失去职位，马上回家奔丧，更不存在还要等待批准的问题。

张居正顾不得那么多了，反正就是不走。

但是毕竟讣闻公开了，张居正总不能像什么事都没有发生一样吧？他不去上班了，而是在自己的家里搭起了灵棚。孝幔里，张居正身穿孝服，匍匐在地，就地哭丧。与其说他是悲痛，不如说是焦急：急切地等待着来自大内的消息。

终于，大内来人了，带来了不小的小皇帝对内阁建议夺情的报告的批示。

张居正展读之后，怅然若失。有史书——比如著名的《国榷》上甚至说，张居正读了这道谕旨，感到“错愕”。

为什么呢？张居正读了一遍又一遍，里面虽然说从内阁的报告里知道了夺情有先例，但是并没有说夺张居正的情，只是说要吕调阳、张四维两位同僚劝张居正不要过度悲伤。

也难怪，正如朱东润先生《张居正大传》所说：“政治就是教化，官吏就是师长；主持教化的师长，在教忠、教孝的社会里，自己先履行对亡父、亡母的义务，不能不算是一种合理的行为。”这个道理皇帝一定懂的。况且，曾经有过的所谓夺情，实际上被夺情的人都是不愿意接受的，等于剥夺了为人子者的父子之情，这样不近情理的事，皇帝不愿意也不敢贸然去做，也没有理由去做。不是常说，因为张居正的英明领导国家一派歌舞升平吗？既然是歌舞升平时代，夺情的依据何在？所以，皇帝和他的母亲李太后，包括太监冯保，不管是不是想放张居正回家，都找不到理由夺情。

当然，皇帝的态度张居正基本上可以忽略不计。关键是太监冯保，如果他态度坚决，谕旨里也不会不明确一下夺情的意思吧？

看来，权力危机还没有化解的迹象。

还要进一步采取措施，张居正一边在灵棚里“尽孝”，一边思考着办法。

不断有各级干部纳着闷前来灵堂吊唁。

这是怎么回事呢？父亲死了不马上回家奔丧，还等什么？大家私下议论、猜测着，但是没有人敢当面问这个问题。不过张居正给皇帝上了一个报告，顺便告诉了大家，说父亲去世的消息对他打击很大，他现在神情恍惚，几近昏迷。言外之意是，不要按照正常思维来推断他当下的行为举措，如果有什么不合常理处，是因为他已经“昏迷”，不是故意的。

张居正当然没有“昏迷”，他很清醒。不仅阵脚不会乱，而且也知道危机公关的关节点在哪里。所以当太监头子冯保的吊丧代表到来以后，张居正立即把他请入内室，跪地就拜！

想想看，堂堂顾命大臣、当朝首相、国家的掌舵人，居然给一个小太监下跪，他敢承受吗？那他一定躲闪，甚至向外跑，张居正则叫一个人硬拽住这个小太监，等于挟持着，让他接受张居正的跪拜。

张居正跪在地上，边给小太监磕头，边哀哀戚戚地说：“此头寄上冯公公也！”

原来如此！张居正不是犯贱，这是他危机公关的重要一步，他是要以这种方式，表示自己已经把脑袋交给冯保了。意思是说：倘若冯保坚持不夺情，他张居正就得回家奔丧守孝，一旦这样，那他脑袋也就没了！张居正的脑袋没有了，你冯保还有好果子吃吗？

不用说，吊唁代表马上回去向冯保做了汇报。人家小老弟都这样了，作为他的“老大”，冯保还能说什么呢？看来，只能坚决支持夺情了。史载张居正“闻父讣，念事权在握，势不可已，密与冯保谋夺情之局已定，然后报讣……内阉将司礼之命络绎而至，附耳蹑踵”。张居正和冯保，为了权力，又一次开始了默契配合。

于是，大内送来了一道手谕给张居正，说张先生应该以皇帝为念，以成大孝，似乎是留他的意思了。这个手谕还不够明确，有些含糊，态度也不那么坚决，张居正不会太满意。不过，在冯保的主导下，大内向吏部发出了一道秘密指令，意思是，国家一天也离不开张先生，张先生应以国事君父为重，不能丁忧，只批准张居正在北京的家里“尽孝”，过了“七七”照旧上班。这个指令是不是张居正事先起草好让冯保的吊唁代表带回去的，说不好，反正表达的是张居正和冯保的意思就是了。

吏部部长张瀚是张居正一手提拔的，可说是他的马仔了。接到大内的指令，大吃一惊，同时也觉得非常怪异：为什么和吏部说这个事呢？正莫名惊诧间，张居正的手札也来了：“九月二十五日闻讣，请查照行。”文秘将这个手札报给部长，请示如何回复。张瀚明白了，他的恩公张居正是不想丁忧了，要他带头挽留，以形成强大的夺情“舆论”。

张瀚的理解没有错，这正是张居正危机公关的一环，不仅直接向张瀚暗示要他带头呼吁夺情，而且张居正的心腹们也在分头秘密发动着，要高级领导干部表态，挽留张居正。

“议员”们经过这些年的清洗打压，也学乖了，基本上可以算是同一战壕了，他们不仅对内阁要求夺情的违法行为不弹劾，反而上公文要求国家元首下令夺情，挽留首相。高级领导干部不得不开始表态了，都察院一把手陈瓒缠绵病榻很久了，也急忙发信息（就是传话）给礼部部长马自强说，师相事，应该打报告建议夺情，打报告的时候，可千万别忘了我的名字啊！

经过5天时间，不仅皇帝明确表示了夺情的决定，而且高级领导干部和“议员”们纷纷发出挽留国家最高实权人物的呼吁，夺情的舆论氛围似乎已然形成。

至此，张居正的危机公关可以说目的明确、重点突出，不露声色间，初步达到了预期目标。